河洛文化指的是中国古代河洛地区的文化。河洛地区指的黄河中游潼关至郑州段的南岸，洛水、伊水及嵩山周围地区，包括颍水上游登封等地，大致包括北纬34°至35°、东经110°至114°之间的地区，概言之就是今天河南省的西部地区。河洛地区南为外方山、伏牛山山脉，北为黄河，西为秦岭与关中平原，东为豫东大平原，北通幽燕，南达江淮，在古代雄踞于中原，为“天下之中”（《史记?周本记》），即所谓“中国”（西周何尊铭文），是古代中国东西南北的交通中枢，地理位置十分优越。
河洛地区自然条件优越，属于温带大陆性季风区气候类型，气候温和，四季分明，无霜期为7个月左右，1月平均温度为-2℃—2℃，7月平均温度为24℃—27℃，年平均温度为12.2℃—14.6℃，在古代可能还要暖和些。雨量适中，年平均降雨量为550—700毫米，集中于6至9月，适宜干旱地农作物粟类的生长。河洛地区的土壤主要是第四纪冲积次黄土（褐土），黄土土质疏松，易于使用水、石工具进行开垦与浅种直播，利于开挖水井及水渠进行农田灌溉。黄土并具有自然节理，有利于毛细现象生成，可把下层的肥力及水分带到地表，有“自然肥效”，肥力高，对于古代初期的农业是十分有利的条件。总之，河洛地区优越的自然环境条件适宜于人类的生存与发展，适宜于农业生产，在人类历史发展的初期对于社会发展的速度与内涵有着重大的影响。
根据考古发现，河洛地区早在旧石器时代已有人类居住与生产，河洛文化从此伊始。在卢氏县横涧乡锄沟峪发现了距今10万年左右的更新世晚期的4块智人头骨残片及2枚牙齿化石。在三门峡市会兴镇会兴沟及水沟（水磨沟）发现了砍斫器、大尖状器、石球、砾石石核及石片等旧石器，其时代与北京周口店第1地点下层相当，属于旧石器时代初期，距今约四、五十万年前。此外，在陕县张家湾与赵家湾、灵宝弘农涧河沿岸的朱阳镇北，渑池县黄河南岸的任村和青山村等地也发现了旧石器时代初期的石器。在灵宝孟村发现了旧石器时代中期的刮削器及石片。在洛阳市凯旋路东端“洛阳第1地点”发现了古纳玛象化石及石核石器13件、石片石器18件，其中有圆刮器、长刮器及尖状器等，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距今约5万年左右。此外，在灵宝黄河南岸邢家庄及函谷关北弘农涧河西岸也都发现了旧石器时代晚期的石器。
到了新石器时代，河洛文化有了很大的发展。从考古发现来看，在新石器时代初期偏晚，距今约8千年前，这里已分布有裴李岗文 化。裴李岗文化是我国目前发现的时代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之一，从密县莪沟北岗裴李岗文化遗址的发掘来看，此时，河洛地区的农业已经产生，并且有了一定的发展，种植粟类作物。发现的农业生产工具有石斧、石铲、锯齿刃石镰、下有四个矮足的石磨盘及石磨棒等，即从开垦、播种到收割、加工的工具都已经具备了，农业的产生是一场伟大的革命，从此人类从完全依赖大自然的赐予转入依靠自己的生产劳动创造食物的来源，生活开始有保障，从而人类社会与文化有了长足的进步。此外，在裴李岗文化的遗址中还出土了猪骨与羊骨，说明当时家畜饲养业已经产生，由于农业的产生，人类开始定居，促使制陶业与陶器产生，陶器成为人类主要的日用器皿。裴李岗文化陶器的主要器类夹砂红陶形鼎、泥质红陶钵形鼎、小口双耳壶、钵及罐等，其中以鼎的数量为最多。由于发现了陶纺轮，说明当时已经有了纺织。裴李岗文化的房屋为圆形或方形半地穴式。莪沟北岗发现的圆形房子直径为2.2米至3.8米，屋内周围有6—7个柱洞，屋内有烧火的灶址，复原后大约是圆锥顶的半地穴式草屋。当时人们死后埋葬在氏族公共墓地之中，排列有序。墓葬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一般为单人仰身直肢葬，有的有壁龛，里面放有随葬品。
到了新石器时代晚期，河洛地区的文化发展为仰韶文化及庙底沟二期文化。仰韶文化1921年首先在渑池县仰韶村发现而得名，距今约7千年到5千年前。仰韶文化分布广泛，主要分布在河南、陕西、山东省南部及河北省南部等地区，各地区的文化面貌存在着一定的差异，目前学术界将仰韶文化分为不同的类型。河洛地区的仰韶文化可谓是真正的狭义的仰韶文化，可称之为仰韶文化王湾类型，或称为庙底沟类型、大河村类型。仰韶村遗址面积达30万平方米，文化层厚2至4米，说明古代人民曾在此长期居住。洛阳西郊王湾遗址位于涧河右岸的第一台地上，其第一期及第二期早段属于仰韶文化的遗存。在仰韶文化时期的房子F15出土夹砂小罐中发现有粟的痕迹，说明当时的农业生产仍然以种植粟类为主。出土的石器有石斧石铲，石刀及石镞等。仰韶文化时期的陶器以泥质红陶为主、其次是夹砂灰褐陶。主要器类有鼎、釜、灶、甑、盆、罐、瓮、钵、豆及小口尖底瓶等。其中最突出的是彩陶，有的是白色陶衣，彩绘多为黑色，也有黑、红双彩色。纹饰主要是以弧线三角纹与圆点纹相结合构成的图案，还有X形纹、S形纹、肥状纹、眼睛纹及波纹等。房屋为地上建筑，以F15为例，平面近方形，南北长7.4米、东西宽7米，墙基用天然砾石在地上铺成，在其上直接筑墙，墙内立木柱，两边涂以草拌泥。墓葬以长方形竖穴墓及小口尖底瓶葬为主，单人仰身直肢，但人头骨涂朱较为普遍。
庙底沟二期文化以陕县庙底沟遗址的发掘而命名，又称龙山文化早期。庙底沟遗址在陕县青龙涧南岸，面积达24万平方米。房屋为半地穴式，居住面上面抹有一层厚3至5厘米的白灰，称为白灰面，表面平整光滑。在一条灰沟的北壁上发现了双齿木耒的痕迹，齿长约20厘米，齿宽4厘米，两齿相距4至6厘米。发现的145座墓葬都是长方形竖穴墓，排列整齐，皆为头南足北的单人葬，但大多无随葬品。陶器主要是灰陶，口沿多经慢轮修整。种类有鼎、灶、斝 、罐、盆、豆、杯、碗等。纹饰以横篮纹为主，还有绳纹、弦纹与方格纹等。彩陶数量已很少。石制装饰品有璜、环等。家畜的数量大增，庙底沟二期文化26个灰坑中出土的家畜骨骼的数量大大超过了同地仰韶文化168个灰坑出土家畜骨骼的总和，而且出现了大家畜牛。
到了龙山文化晚期，即距今约4千余年前时，河洛文化发展为河南龙山文化王湾类型，或称为煤山类型。从考古发现来看，此时河洛文化的生产力有了一次突飞猛进的发展，发生了质的飞跃，出现了青铜礼器、文字和城市，在全国率先进入了文明时代,并从此在相当的时期内成为中国古代文明的核心。
洛阳王湾遗址的第三期属于龙山文化晚期，此时的石制生产工具无论从数量上，还是从器形及制作技术上看，与以前相比，都发生了一次飞跃。突出的是有肩石铲、穿孔石刀、石镰及三棱镞，制作精致，数量大增。又例如在登封王城岗遗址的属于龙山文化晚期之中的一个小阶段的王城岗三期，发现的石铲，其数量占全部出土石器的40%。其形状多呈扁平长方形，中上部有1至2个圆孔，孔的正面上下有浅槽，利于捆紧木柄。通体磨制，单面弧刃，精致锋利。工具的进步使劳动生产率大为提高，促使锄耕农业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此外，在洛阳矬李遗址等地发现了龙山文化时期的水井，圆形，口径1.6米，深6.1米见水。水井的发明表示灌溉农业有了发展，并且，人们从此可以在距离河边较远的地方居住，这对于人类聚落的发展也有重要的意义。总之，这个时期进步的工具技术使上述河洛地区优越的自然环境条件的潜力和优势得以进一步发挥出来，使河洛地区的农业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飞速发展。
在农业大发展的基础上，促使农业与手工业分离，产生了社会第二次大分工，使手工业得到了大发展，根据考古发现，此时河洛地区手工业大发展中最突出的是出现了青铜铸业。在登封王城岗龙山文化遗址中的灰坑H617中出土了龙山文化晚期的青铜容器残片，残高5厘米，残宽5.5厘米,厚0.11——0.15厘米，胎质薄而均匀，重35克，部分表面有绿色锈及黑褐色土锈，经金相及扫描电子显微镜等分析，系含锡约7%、并含有一定量铅的铸造的青铜制品。该铜片呈圆弧状，下部并有转折，似为铜规之腹底部残片○16。H617出土的木炭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实验室碳十四年代测定，距今3850±165年（树轮校正）。因此，这件铜规残片是目前在全国发现的时代最早的青铜容器残片。青铜容器的铸造需要使用包括外范与内范的多合范，而多合范铸造法的出现是青铜治铸技术发展成熟、青铜冶铸业真正出现的标志。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铜规残片的出土，说明此时青铜礼器已经出现，而青铜礼器十分发达是中国古代青铜器与中国青铜时代的显著特点，青铜礼器的出现是中国古代社会正式进入青铜器时代的标志，也是中国社会进入文明时代的重要标志之一。此外，在临汝煤山遗址龙山文化晚期灰坑H28、H40出土了溶铜坩锅残片，上面残留有多层铜液，最多的达6层，说明当时坩锅已经反复使用多次，这也是当时有力地说明了此时河洛文化已经率先进入了青铜时代，而中国古代社会正是在青铜时代进入文明时代的。
在农业、手工业大发展的基础上，剩余产品大增，交换有了进一步发展，私有制有了较大的发展，在此基础上，阶级和阶级矛盾进一步发展，在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基础上，作为国家出现的物质体现之一的城市也在河洛地区出现了，在登封王城岗遗址出现了龙山文化中晚期的城址。城址位于五渡河西岸，由东、西相连的两座小城组成。东城大部分已被五渡河冲毁，仅余西南城角及部分西墙与南墙，估计其平面为方形，大小与西城相若。西城呈方形，以东城的西墙为东墙；西墙长92米；北墙东段被山洪冲毁，仅余西段约29米；南墙长82.4米，东端有10米宽的缺口，可能是城门的所在，南墙若加上缺口，总长92.4。西城面积约为8千余平方米，加上东城估计约为一万六、七平方米。城墙建在夯土基槽之上，基槽呈现倒梯形，一般口宽4米余，底宽2米余，深2米余，中填多层夯土。西城内中部与西南部发现数块与城墙同时修筑的较大面积的断断续续的夯土，可能是大型建筑台基的遗存。在夯土下面并发现有奠基坑，其中埋有数具人骨。例如1号奠基坑，圆形袋状，坑内填充着20层夯土，在下部第3层至第6层夯土中填埋有2具男性成年、2具女性青年及3具儿童的骸骨。城址的年代经碳十四年代测定，距今为4230±135年（树轮校正）。这是目前中国发现的时代最早的城址之一。在古代中国，城市是伴随着国家的产生而出现的，城市是奴隶制国家的象征、王权的象征。因此，王城岗城址的发现是此时河洛文化已经发展进入文明时代的重要标志之一。
文字的产生是人类古代社会进入文明时代最重要的标志。从全世界范围来看是如此，古代中国也不例外。在龙山文化晚期时，从当时全国范围来看，只有在河洛文化中出现了真正的文字，这就是在登封王城岗遗址中出土的陶器上的文字。例如，在登封王城岗遗址西城内龙山文化晚期灰坑H473出土的一件泥质黑陶薄胎平底器的外底上，发现了一个在烧制以前刻划在陶胎上的文字，此字的形状结构与商代甲骨文、西周金文的同类文字相似，系由左右两部分组成。象两手有所执持，当是一个会意字，可能就是“共”字，这已经不是符号，而是真真正正的文字了，它可能代表着器物所有者的族氏，这是目前我国考古工作中发现的确凿的时代最早的文字，有力地说明此时河洛文化已经率先进入了文明时代。
河南龙山文化王湾类型的年代根据碳十四年代测定，约为公元前2600年——前2000年左右，其晚期约为公元前2000年左右，约当于文献记载中的中国古代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夏代 （约公元前2100年——前1600年）的初期。根据文献记载，此时伊洛地区是夏王朝的中心地区。诸如《逸周书?度邑篇》：“自洛汭延於伊汭，居易无固，其有夏之居。”又如《史记?夏本纪》：“夏后帝启崩，子帝太康立。帝太康失国，昆弟五人，须於洛汭，作五子之歌。”上述登封王城岗遗址根据文献记载，诸如《国语?周语上》：“昔夏之兴也，融降於崇山。”韦昭注：“崇，崇高山也，夏居阳城，崇高所近”。徐元诰《国语集解》：“段玉裁曰：《太平御览》引此，解云：崇嵩古通用，夏都阳城，嵩山在焉。”又如《史记?夏本纪》：“禹辞辟舜之子商均於阳城”集解引刘熙曰：“今颍川阳城是也。”因此，我们发掘者认为王城岗遗址可能是“夏禹都阳城”（《世本》）之所在。因此，我们认为这个时期的河洛文化就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夏朝初期的文化。
